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主要在上海？

北京与上海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明显不同的角色。在五四运动中，两个城市都起了重要作用，但各有特点。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中心地在北京，但追根溯源，这一运动的兴起，无论是思想酝酿，人才准备，还是抗议方式的形成，都与上海有重要的关系。

首先，五四运动的思想酝酿、人才准备，主要在上海进行。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之一，《新青年》本来是在上海创刊的。在上海出版了一年多，1917年才随陈独秀迁到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蔡元培、陈独秀等，在清末便是活跃在上海的激进革命党人。

同时，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对西方文明的礼赞，在清末上海都可以找到其起始点。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广泛讨论的妇女解放，也在晚清上海大多讨论过。

第二，五四运动作为民众爱国运动，爆发在北京，其运动方式有一部分伏根在上海。集会演说，散发传单，通电抗议，罢课罢工，抵制洋货，这些抗议方式在清末民初上海已不止一次被运用。

这些抗议方式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首先出现，与上海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城市规模有密切关系。一市三治，新式人才荟萃，集会、演说相对自由，传播媒介发达，都是其中重要因素。从清末民初上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抗议形式来看，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际是上海运动的重演、放大和发展。

第三，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这一运动在晚清上海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上海是晚清白话报纸的发祥地。据研究，晚清最早的白话报纸是1876年3月30日创刊的由申报馆出版的《民报》。

上海也是晚清白话报最为集中的地方。1911年以前，标名“白话”、“俗话”的报刊有41种，如《演义白话报》、《中国白话报》，连同那些无白话报之名而有白话报之实的报刊，一共140余份。其中至少27份在上海出版，在全国排名第一。

第四，五四运动5月份在北京表现为学生运动，6月份在上海则表现为市民运动，工人、商人都被卷了进去，形成“三罢”，即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三罢之中，罢课影响固然不小，但罢工、罢市作用更大。之所以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别的城市首先形成三罢的局面，我认为与上海的社会结构、社会特点有密切关系。

这个特点在于，自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以后，上海绅商已在社会活动中占居领导地位。在经济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移民人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绅商在全国性爱国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比如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大闹会审公堂事件中，上海商人都是运动的主体。五四运动作为爱国运动，其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是曹、陆、章三人被罢免。这是全国运动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上海的作用至为关键。

最后，同样是学生运动，上海学生的运动策略似乎也与北京有所不同。上海学生似乎比较注意斗争方式。上海学生、商人团体与官府解决意见分歧，采取的是和平对话而不是尖锐对立、武装冲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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