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界过去一直有人把书画称为艺术品，陶瓷器称为工艺品，引起了古陶瓷界不少人的非议，包括笔者。客观地讲，陶瓷与书画相比，工艺性更强，是更工艺的；书画艺术性更强，是更艺术的。但书画有行画(商品画)与原创艺术画之分，陶瓷器也分工艺瓷与艺术瓷。再细分下去，同样，民窑瓷也分工艺瓷和艺术瓷，官窑瓷也分工艺瓷和艺术瓷。
1、民窑瓷里的艺术瓷
按照笔者对历代艺术瓷下的定义，以书画艺术作为参照系：唐长沙铜官窑釉下彩诗文壶，宋代磁州窑黑彩绘传统诗画的瓷枕、瓷罐，明末书画家徐渭等参与倡导描绘的民窑青花瓷画盆子，清末广彩瓷上的仿西洋画人物图案瓷，民国从画坛转入瓷画创作的珠山八友的瓷板画作品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是民窑里绘画类的艺术瓷。以民间艺术为参照系：宋代建窑、宋代吉州窑兔毫纹、鹧鸪纹及剪纸贴花天目釉纹、树叶纹盏，宋代景德镇窑青瓷娃娃鱼纹、双鱼纹、鹅形纹碗，明代大红大绿的大明彩花卉人物盘等，都具有独特的民间艺术气息，也都可说是民窑里民间艺术类的艺术瓷。至于以瓷塑见长的历代人物型灯具，宋青白瓷佛教人物谷仓等，也可说是民窑里雕塑类的艺术瓷。
2、明清官窑瓷里的艺术瓷
因明洪武二年景德镇出现御器厂之后，明初永乐、宣德的青花龙盘上还可见帝王制瓷观念之体现，故这个时期的龙纹虽有元代遗风，但还属于粗犷奔放激情型的，工匠们个人的艺术风格犹存；宣德青花红彩海兽高足杯，现藏上海博物馆，此杯以釉下青花作海水波涛，釉上红彩描绘游龙或海兽，非常生动；成化斗彩鸡缸杯上的图案，生动地描绘了宫廷斗鸡的情景，颇有艺术趣味；清康熙古彩上的受文人画影响的历代戏曲人物故事图，《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里的刀马人图、仕女图等，艺术感染力也很强，以上均为具有明显时代风格的官窑瓷里的绘画类艺术瓷。
3、清雍正、乾隆官窑瓷里的工艺瓷
雍正官窑瓷以仿宋五大名窑见长，雍正成熟的粉彩虽开创了瓷画创作的新天地，但雍正瓷青花上的龙纹、莲花纹、海水纹、八宝纹等，与明永宣青花纹饰相比，更趋向无个性化的图案化。
乾隆时期是中国瓷器工艺发展的高峰，但乾隆御窑厂官窑瓷，在督陶官唐英等人的监制下，尤其是仿古瓷，如玉壶春瓶、葫芦瓶、双耳兽耳尊等，更多地体现了帝王制瓷的意念。宫廷的制瓷观念从整体上来看，乾隆时期制瓷技术集大成，制瓷工艺更精致、制瓷风格更细腻，制瓷几乎完全趋向程式化、图案化即工艺化，陶艺匠人们，几十年如一日，有的专做器型、有的专绘图案、有的专写款式，陶艺家的艺术创作灵感被消磨扼杀淹没了，遵循宫廷意志制瓷、烧瓷，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所以说清代官窑，尤其是雍正、乾隆青花、彩瓷仿古瓷，虽然在工艺上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但从瓷器的器型、纹饰图案来讲，却是走上了另一条模仿宋、明的模式化的道路，即工艺性愈强，艺术性愈弱。新世纪后，目前仍在海内外拍卖行受到追捧的清雍正、乾隆官窑瓷，大都属于这种性质。笔者如此大胆直率地为清雍正、乾隆仿古瓷作美学评判，也许会引起古陶瓷界收藏界的非议。
4、文人们偏爱民窑瓷里的艺术瓷
但有一个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历代瓷器欣赏现象也可以令人深思：即凡是作家、艺术家们，不管他们目前的贫富状况，他们收藏对象或偏爱观赏的对象大都是如笔者以上所说的民窑瓷里的艺术瓷，如磁州窑书画枕、罐，明末清初的民窑青花瓷画。倡导抢救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着名天津作家冯骥才也偏爱民窑瓷；着名西安作家贾平凹被称为“汉罐将军”，上海一批作家、诗人、记者、收藏家，如金晓东、顾行伟、陈鹏举、赵丽宏、朱大建、钱汉东、朱卓鹏、许谷梁、程庸、沈嘉禄、陈柏森、李坚、马聘，包括笔者等，都醉心于民窑瓷里的艺术瓷的收藏欣赏。
5、艺术家对匠气的官窑瓷有偏见
此外，上海的一批画家如张桂铭、黄阿忠、乐震文、张复兴、陆春涛、吴耀明等，也都偏爱民窑瓷的收藏欣赏。尤其是笔者接触过的新一代的前卫艺术家如周文富、陈心懋等，在他们的现代国画、油画，前卫装饰艺术作品里，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不少民窑瓷的姿影、碎片。个别偏激者甚至对明清官窑彩瓷嗤之以鼻，认为匠气太重、程式化太多，缺乏艺术灵魂，看多了会遏止自己艺术灵感的喷涌。
再看北京、江西景德镇美术学院、陶瓷学院的教授周国桢、朱乐耕及他们的学生们，他们对明清官窑彩瓷的认同主要也局限于精美的工艺性及高昂的拍卖价格。几乎少有人把明清官窑彩瓷当作引发艺术创造灵感之源之一，他们的艺术创造更多的是借鉴民窑瓷里的艺术性，而并非官窑瓷里的工艺性。
6、拍卖官窑瓷者大多是投资商人
明清官窑彩瓷在收藏市场、拍卖市场上的追捧者大都是一掷千金的富翁们，他们更多的不是以艺术收藏为目的，而是以投资收藏为目标。当然也有例外的，如香港女富商张永珍，花4150万元港币拍回一件“清雍正五彩蟠桃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是为了一种人生理念，为报恩祖国走进拍卖场，无疑是令人敬佩的，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