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份,搞“唯成份论”。不然,他们是不会把向忠发作为样板,高抬到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去的。现在觉得幼稚可笑的事,那时却被奉为金科玉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全党推行。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入川之初,他亲自物色了位抬过滑竿的年青人,即熊国炳,发展成党员,一下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主席。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那样的地步,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一定的文化知识,是提高干部军政素质、指挥才能、战略战术素养的基础。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当时又存在普遍轻视文化知识的倾向,给部队发展建设造成的障碍,是相当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