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易卜生代表作：胡适主编，他所撰写的《易卜生主义》，在同一题旨的文章中影响最大，有力地击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被誉为“个性解放最有力的一篇宣言”。
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2、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3、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颖处存疑。
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
5、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6、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
7、You can no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8、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9、发明不是发财，是为人类。
10、 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11、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胡适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12、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13、 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我的母亲》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胡适关于质疑批判的名言:
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
胡适从来都没有民族自强的言论，绝大多数都是对自己民族的批评和鞭挞。
陶行知教育名言：
1、失败是成功之母，奋斗是成功之父。
2、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3、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
4、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
5、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6、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7、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8、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9、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10、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11、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纵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12、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便他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
13、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14、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
15、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49年创办《自由中国》。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