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作家会因为绝望而创作的，在他心底的某一个地方，总有希望在燃烧，我们千万不能辱没他，辱没一颗怀有希望的心灵!这位退伍军人应该说是一个与“我”对应的形象，他就是“我”的另一种生活可能．但是他会成为“我”的希望吗?要知道，他和“我”一样，准备在这个夏天开始文学创作，但是他和“我”一样．我们的创作只停留在开始阶段他的《军人回忆录》上只有“我生在……”这样未完成的句子．与“我”的题目为“狗税之过去与未来”的论文一样．似乎永远无法继续下去，作者的这一暗示说明了什么?于是我们推翻了先前的假设，“我”的不幸可能未必是由玛宪卡造成的，而是一种软弱的性格造成的，这是一种缺乏意志力的表现．是一种对命运屈从的态度，“性格是命运的守护神”，我们无须再一次验证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
“我”的无法暴躁起来的脾气，真是“我”一生无法挣脱的锁链?于是我们开始了更深入一层的讨论：怎样才能改变我们的庸俗生活?改变性格是方法之一．但不是单单靠拒绝，因为拒绝之后，“我”可能与这位退伍军人一样，人生依然未必有所成就。反抗是比较容易的．知道自己“不愿意做什么”然后拒绝它，这并不困难，但是它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有意义的人生。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真正艰难的是发现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一生一定要完成什么。“我”和军人的文学创作或许正是这种隐喻，如果我们不能将已经开始的写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无所改变，我们将永远脾气“暴躁”，永远不满，永远愤懑，永远没有希望!“我”的不幸，或许不是“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我”和军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幸。反抗它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坚定自己“要做什么”的决心。对庸俗的恐惧或许可以转化为反抗庸俗的力量我们知道，反庸俗一直是契诃夫小说的一个主题，他曾经说过，“谁蔑视痛苦，谁就蔑视生活本身”，俄罗斯民族对于痛苦的体味较其他民族更为深切和敏感，这造就了俄罗斯作家恒久的对于生活的关怀，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到果戈理，到冈察洛夫，到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到“白银时代”，~lJ20世纪，一直到现在，他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多余人”。这些“多余人”对于生活的淡漠、心灵的早衰尖锐地刺痛了作家们的心：我悲痛地看着我们这一代!它的将来——或者是空虚、或者是黑暗．于是担负着认识和怀疑的重担，它将在庸庸无为中渐渐衰老在对自我的窥视中。俄罗斯作家们谁不曾听见自己灵魂的哭泣和哀号?他们挣扎过，他们反抗过，他们愤怒过，他们绝望过，然而声声叹息却一直笼罩在俄罗斯作家们的心灵上空如果我们从契诃夫这篇小说中只是读到了他对生活的戏讽和嘲笑，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以为我们是误解了作家对生活的态度．误解了他们的灵魂所经历的种种悲哀。契诃夫说：“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也许生活中充满了饥饿、寒冷、委屈、损失……也许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也许我们会因此而深深苦恼。“也许我们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因为“谁蔑视痛苦，谁就蔑视生活本身”!谁放弃了生活。生活也将抛弃他!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使我们发现生活．培养并冶炼我们的精神。英国作家曼斯菲尔德曾说．她从契诃夫那儿获得的不是情节，不是风格，而是一种看待人生的方式，从琐细的家庭生活片断切人，从表面的平静甚至麻木不仁深入到汹涌的意识潜流之中，人生的忧郁哀伤和人生的荒唐可笑包含在作家不动声色的冷峻的把握之中这正是她与契诃夫的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