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述略 盐城市历史悠久，是中国东部沿海开发利用较早的地区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阜宁县施庄镇东园遗址、东台市溱东镇开庄遗址、阜宁县板湖镇陆庄遗址等发现的为数众多的古人类活动遗存证明，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海之滨，淮河两岸，射阳湖畔，已有盐阜人民的先民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孕育盐城的远古文明。战国时期，先民们利用近海之利“煮海为盐”。秦汉时代，境内“煮海兴利，穿渠通运”，盐铁业相当发达，当时这里人口较多，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比较普遍。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朝廷将古射阳县东部靠黄海的一部分划出来单独设县，因这里遍地皆为煮盐亭场，到处是运盐的盐河，故称盐渎县。其时有县无治，由射阳丞（今扬州市宝应县）代管。东汉时，富春人（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孙坚，因讨平许昌、许韶父子农民起义军有功，出任盐渎丞，他是见之于史书的最早的盐渎县丞。他的次子孙权，后来当了吴王。三国时，曹操令江淮民西迁，废盐渎县。300多年后，西晋复县。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盐渎因“环城皆盐场”而更名为盐城，盐城成为名副其实的产盐之城。盐城因“盐”置县，因“盐”兴城，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盐城的海盐生产无论是技术，还是产量、质量，在海盐生产历史上都独领风骚。盐城以海盐文化著称于世，海盐文化是这座城市文明的根基和灵魂。北齐时于盐城设射阳郡，陈时改为盐城郡。隋大业末年（618年），江淮农民起义军领袖韦彻据盐城称王立射州，分为射阳、新安、安乐3县。唐初，废射州（直至清末，境内未设过州、郡），复置盐城县。唐朝时期，盐城曾是长安与海外交往的要津之一。日本僧人粟田真人、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即晁衡）、新罗国太子金士信等，均由射阳河口登陆，西去长安。宋代，盐城属楚州，岳飞和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在盐城一带抗金。六朝属河南省。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建立大周政权，前后坚持14年，是震撼和瓦解元朝腐朽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最后在平江（今苏州市）称吴王。明初，盐城属应天府，朱元璋“洪武赶散”（古称“红巾赶散”），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4000余名无田农户迁往江北，一部分落户盐城。清初，先属江南省，后划归江苏省。南通人张謇废灶兴垦，又迁来一部分启海棉农。清雍正九年（1731年）建阜宁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建东台县。民国期间（1912—1949年），境内先后设江苏省盐城第十行政督察区、盐城行政督察区、第六行政督察区。盐城区辖盐城、东台、阜宁、兴化4县。1940年10月，东进北上的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在白驹狮子口会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从此，盐城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华中党校、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在盐城为党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和艺术人才。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留下战斗足迹。1941年9月，成立盐阜区行政公署。1948年上半年，全盐阜区成为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做出贡献。当年10月，盐城全境解放。
人口方言 2020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为814.4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6.8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06.38万人，农村人口308.11万人。全年人口出生率7.20‰，死亡率9.39‰，自然增长率-2.19‰。年末常住人口670.96万人，城镇化率64.11%。
盐城地僻海边，先民们一直以渔、盐、耕种等业为主。艰辛的渔耕生活，养成勤俭、简朴的品质，民风古朴、淳厚，旧志云“士淳礼让之风，民乐鱼盐之利”，表现出明显的沿海地域特征和水乡自身特色。盐城方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汉初，这里已“煮海利兴，穿渠通运”，有不少居民居住于此，操吴扬江淮语。三国魏晋之际，战乱频繁，中原居民南迁，有一部分留居于此，当地语言与中原语言融合。经过漫长的时期，形成盐城方言的基本面貌。从秦汉到南宋，盐城方言的范围还只限于今通榆河以西地区，在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入海以前，盐城县城距海仅500米，海岸线长期维持在今上冈、盐城、草堰、东台一线。由于黄河夺淮入海，大量泥沙不断沉积，海岸线不断东移，至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体形成今盐城市的地理格局，盐城方言也随之东扩。盐城方言属于江淮官话区，具有江淮官话的典型特征，如有入声等，同时还具备一些自身混合性的语言特征。盐城方言可以粗略地分为东南片、中片、西北片三片。东南片以步凤为代表，中片以市区为代表，西北片以龙冈为代表。西北片基本保留江淮官话洪巢片的特点，中片开始对混合性的语言特征有所反映，如部分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读塞音、塞擦音声母时送气，而东南片表现尤为明显。
民族宗教 盐城市境内原为汉民族聚居区。大约在元末明初，陕西、河南一带回民因饥荒陆续迁居境内，至此，境内始有少数民族居住。后因饥荒或战乱，其他如满族、苗族、蒙古族等人口亦相继迁居境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工作调动、婚姻嫁娶等原因，境内少数民族逐渐增多，特别是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西部的少数民族妇女大量婚进境内，最多的年份有数百人之多。
境内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有8个少数民族952人；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有14个少数民族1559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有20个少数民族2537人；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有28个少数民族3447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有47个少数民族1.36万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有53个少数民族1.51万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48个少数民族、常住少数民族人口2.5万人、流动少数民族人口约1万人；有民族村5个、民族组2个、民族小学4所、新疆内地高中班承办学校1所、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1500多人；市区、东台市、射阳县、响水县各有1处回民墓地。
盐城市境内民众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境内佛教、道教传入最早，起于汉唐，盛于明清，其影响甚广。清末，东台县有大小寺庙、宫观800余座，出家僧尼3000多人，古台城有“九寺十三庙七十二庵”之说；盐城县有寺刹400多座，城内永宁寺为诸寺之首。清末民初，美国牧师白秀生夫妇和法国司铎晁德礼、蓬士禄等人先后带领传教士在境内建堂、办学、布道，遂将基督教和天主教传入境内。境内宗教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佛教、道教主要分布在东台市、大丰区、市区、建湖县等地区；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回民聚居的市区和响水县、滨海县等地区；天主教主要分布在东台市、大丰区等地区；基督教主要分布在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射阳县等地区。2020年，全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经登记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680处，信教群众约30万人，其中佛教、道教信徒近10万人，伊斯兰教信徒约5000多人，天主教信徒约100多人，基督教信徒约21万人。全市有爱国宗教团体24个，其中市级宗教团体4个，分别为市佛教协会、市道教协会、市伊斯兰教协会、市基督教协会。
名人俊彦 盐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历代人文荟萃。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文雄海内。宋代晏殊、吕夷简、范仲淹先后在西溪任盐官，后相继入朝为相，人称“西溪三杰”，被传为千古佳话。晏殊的《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吕夷简《咏牡丹》：“异香浓艳压群葩，何事栽培近海涯？开向东风应有恨，凭谁移入王侯家”、范仲淹《至西溪感赋》：“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都写在西溪任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任西溪盐仓监时倡修的捍海堰，屏蔽盐灶，泽被后世，世人传颂为“范公堤”。南宋左丞相陆秀夫以身殉国，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元末盐民张士诚揭竿起义，建立大周政权，在平江（今苏州）自称吴王。元末明初，文学巨匠施耐庵与弟子罗贯中曾隐居白驹场，撰写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明代哲学家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名闻全国。书法家宋曹的作品漂洋过海，饮誉扶桑。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术大师柳敬亭，以其精湛的技艺名闻天下。清初布衣诗人吴嘉纪，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历代群贤共放异彩，被称为“清初三大家”之一。孔尚任、李汝珍用盐城的水墨润就不朽名篇《桃花扇》《镜花缘》。晚清武状元徐开业镇守潼关，以身殉国。水利专家冯道立治水有方，著就《淮扬治水论》《测海蠡言》等名篇40余部。爱国志士臧在新、伏龙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为国捐躯，被国民政府追授为中将衔。“五卅”反帝爱国先驱顾正红、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戈公振、左联作家孙石灵、爱国科学家喻兆琦等著名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尽显风采。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这里一度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盐城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革命烈士。当代更是人才辈出，如佛教居士高鹤年，书法家高二适，教育家陈中凡，杰出外交家乔冠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誉为中共“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等。为纪念历代名人，缅怀他们的业绩，1986年建成新四军纪念馆，2000年在市区迎宾公园内兴建盐城历史文化名人长廊，各县（市、区）修复一批名人故居，以供后人瞻仰、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