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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写《东方》的 茅盾文学奖得主笔谈 魏巍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艺术的反映。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这个观点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没有生活怎么搞创作呢?你要说我们思想僵化也可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那些生活气息很浓厚的作品。哪怕技巧上稍许差些,但是生活气息很浓,我喜欢。当然艺术技巧上高一些更好了。相比之下,一些作品中技巧上还不错,但里面看不出有多少生活,甚至胡编乱造,这样的东西我不喜欢看,也不愿浪费时间。因为你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作品的生活底子很扎实。当然,艺术水平也要尽可能地高一些。可惜缺乏生活的作品现在仍屡见不鲜。可能概念换了一下,但是仍旧从主观出发,塞点材料进去。要写一部长篇,它要容纳多少生活呀,要容纳很多的生活,甚至你这个人一辈子的生活。 我萌生写《东方》的想法,是1952年第二次入朝以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访问了两个军、志愿军总部、兵站、医院、炮兵、工兵、高炮阵地,还在一个营部和连的阵地上住了一个月。此外,还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以及战时的平壤城。我所以进行这样大量的活动,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是要具体地描绘生活,作家应当是使用语言的画家,像画家那样去写生。对生活无知,那是不行的。我感到对作家最可贵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感性的材料。亲身经历最重要。凡有亲自经历的机会,一定要去亲历其境。你访问10个人,能有一个人给你谈得很具体就不错了,因为他不是作家,不可能说得细致入微。有一次我在阵地上正和别人谈话,吹来一阵小风,很小的小风,旁边一棵小树咔吧一下,脑袋就垂下来了,这是因为被炮弹皮削得就剩下了一点了。像这样的情景,靠访问是得不到的。战时的平壤城,我呆过半个月。整个城市就剩下一栋半楼房,也已被炸弹洞穿,到处是螺丝、碎钢筋、机器零件,残存的平房都被炸得斜着膀子,还没有倒下来。即使这样,街上还在广播着战斗歌曲,表现出特有的抗敌气氛,给人以深刻的感受。像这些如不亲历其境,单靠访问别人不会告诉你。创作当然可以想象,但有些是不可能想象到的。比如我访问过一个朝鲜妇女,李承晚的自卫队活埋了她的孩子,对她说:“你这个孩子到明年我就叫他发芽了。”像这种语言,作者很难创造出来。在敌人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朝鲜战场上的汽车、火车,你走遍全世界也看不到那种样子。我们的汽车周身全是黄尘,挡风玻璃上有防止反光的防护板,两个小灯前还伸出半尺的东西遮光。汽车本身就像一个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你去看材料,战史上会给你写这些东西吗?另外,谈的东西很容易忘掉,看到过的、思索过的,才会在思想上打上更深的烙印。 《东方》是1959年在邢台开始动笔的。后来调我去编战史,这工作就中断了。编完战史又接着写。1965年我去越南访问之前写了一半多一点,大约四十多万字。此后,一直中断了9年半的时间。到1974年才又继续写,写了将近两年的工夫,到1975年10月草稿完成。 总之,写作《东方》,是伟大的战争引发了我。我在现实生活里面受到感动,又在感动中不断加深了理性认识,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推动力量。所以主题往往不是主观地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现实斗争中来的,是这个伟大的斗争使我产生了创作冲动。 现在文艺思想活跃,众说纷纭,我看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搞出一些结结实实的作品,不要迎合不健康的风气和低级趣味,应多写一些有助于坚定人民信心、提高党的威信的东西。要人民前进就要让人民有信心,首先还要我们自己本身就很坚定。 https://www.hudong.com/wiki/%E3%80%8A%E4%B8%9C%E6%96%B9%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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