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