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