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人与文学：胡适言论集》读后感 走近青年中国的朋友胡适

在“中学教育”和“读书教育”这两部分，胡适向青年人开出了一系列关于国文和国学的书单，但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国文和国学基础是算不得过关的。虽然所列书目只是他眼中的基础标准，然而对于当今的学校和学生而言均已算作奢侈了。学生本来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各门功课，在国文和国学上不可能投入这么多精力，因此就现实情况来看，这些书目只能供对国文和国学有钻研兴趣的有志青年参阅了。对于如何读书，胡适先生有一句话非常传神：“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读书买书的习惯一旦形成，读书就顺理成章，压力自然减小很多。他还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对于尚在知识的海洋里迷茫的青年来说，这些真切朴实的话有一种坐标的作用。 
胡适不光为青年人树立了学问和人生的路标，也为中国现代学术树立了路标，这些路标就是他所倡导的思想方法。在“大学教育”和“思想与家国天下”中，胡适在多个场合都强调治学方法的重要性。虽说就学术造诣而言，胡适的确比不上他的那些学生们比如冯友兰、傅斯年等等。但正是在胡适所订立的坐标之上，中国现代学术才开出一朵又一朵花儿来。胡适一生所身体力行的方法，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概括。但早在1919年发表《少年中国之精神》时，胡适就曾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实证”。他这一生都在贯彻他从导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并以此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禅宗和《水经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评注者萧博士做了许多难得的工作。不仅向读者介绍了胡适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也会把他放在同时代的师友和论敌的网络当中来理解他。比如在“家庭教育”这一部分，评注者不仅在背景钩沉里讨论了胡适，还讨论了他的导师杜威、同门陶行知，以及鲁迅先生的家庭教育理念；此外，评注者还阐述了钱穆和贺益德在这一领域的主张；不光如此还分析了“胡适的人际世界”、胡适为什么会谈容忍与自由等等。评注者指出，胡适一生提倡自由主义，其落脚之精髓却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这恕道却最先受教于他母亲；他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多得力于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所以，胡适正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在“读书教育”这一部分，评注者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后，又分别附加了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钱穆的《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以及二者对于胡适所选书目的评论。之所以在胡适之后还要选取梁启超和钱穆的书目和评论，是要对胡适先生的主张和兴趣有所平衡，把与胡适不同的意见也反映进去，让读者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学书目。凡是能引起争议的胡适言论，该书都在背景钩沉和附录里面进行了平衡处理，这也反映了评注者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就第三个层次而言，评注者不光对胡适的言论进行了相对客观的点评和发挥，也把自己就这一问题的认识进行了阐释。评注者的总体态度是，对于胡适先生激进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需要再反思。基于这种态度，评注者将“为学”与“为人”打通，对胡适先生的偏颇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和补充。比如还是在“家庭教育”中，当谈及胡适所受母亲的教育时，作者评论道：“智、仁、勇被《中庸》称为三达德，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德行，这三种德行之中，‘仁’又是居于统领地位的，有了‘仁’、‘智’和‘勇’才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母亲以爱来诠释‘生命的教育’，以自己的生命来诠释这种最好的教育。……没有这种‘生命的教育’，是不可能有中国历史上的胡适之先生的。但可惜的是，胡先生并未能弘扬此‘生命的教育’。”萧博士还指出，胡适之先生等民国名流，救国心切，急于开启民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丧失了“仁”而专门求“智”，实在是丧失了固有文化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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