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人与文学：胡适言论集》读后感 走近青年中国的朋友胡适

在“大学教育”中，评注者对《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评论道：“适之先生的‘三味药’，1932年讲，1934年加了‘一味药’继续讲，1960年回到‘三味药’接着讲，大陆讲，台湾继续讲，其实，和适之先生不太重视的孔孟相比，这些话都没有多大力量、都非基于人性之上的切实提点，这都只是一些重要、但绝非根本紧要的话。”这让我想到年轻的李敖在台湾听到胡适演讲后也感慨：胡适的演讲不能不听，也不能多听，因为总是一个样。李敖还感叹胡适先生“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只是，比起李敖，萧伟光博士对胡适的评价更加准确和深邃，他接着写道：“适之先生怀疑中国历史与文化，将其视为死尸、用从西洋学来的一点皮毛加以解剖，消解其意义，解构其价值，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彻底丧失信心，坚信‘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坚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真理，却来教训我们的青年学生‘不要堕落’，要‘有信心’，这不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吗？”这一反问，听上去刺耳，实则振聋发聩，是当代学人必须要问的问题。在我们不断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20世纪，让青年人丧失文化自信、国家自信的事情我们干得太多了，今天终于对吾国吾族固有之文化有了一些理性和从容的评价和再认识。 
虽说，在适之先生的领导下现代中国之学问体系得以逐渐建起，但完全搬照西方思维来解剖中国学问的做法也遗留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是错误。萧博士写道：“‘格义’是以我为主、主动消化吸收异质文化，以僧肇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僧人居功至伟；‘反向格义’是邯郸学步、削足适履，适之先生可谓始作俑者——如何扭转此局面，转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再做西方思想之奴，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阅读至此，评注者的悲愤之情，不言自明。当然，评注者绝非要对胡适之、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先生求全责备，而是向世人，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新的借鉴思路。 
可以说，萧博士的观点值得借鉴，心情值得理解，但是“西方思想之奴”的说法，仍然值得商榷。是不是说胡适先生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考证中国古典文学就是“西方思想之奴”的体现呢？能否说，目前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学着西方人的方式来分科、裁制本国学问就属于“西方思想之奴”呢？我想也还是值得再思索。我们当然晓得因噎废食，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悲剧，但历史的车轮有时竟如此急促而剧烈，容不得一批学人慢慢地将固有文化进行变革。我想，胡适先生引入西方思想、促进文化交融的努力，也绝非为了要让西方思想去奴役东方学问。文化的融合，文明的再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曾停顿。文化或文明也绝非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很多变革都非个人意志可以左右，都属于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果。 
今天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适之先生所畅想的“青年中国”之中，这是一个不中不西或亦中亦西的世界：说中文和英文，用筷子和刀叉吃饭，看好莱坞和国产大片，用手机上网，回家过年，去国外度假，珍视人情，热爱知识……。中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或充分现代化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化了，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很难呼吁知识分子去抵制什么、弘扬什么。因为连“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甚至“文化”、“启蒙”、“教化”这样的概念本身都成了问题。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人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青年中国”，更是“青年世界”。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中西之争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古今之争的问题，是人类全新的问题。 
加速的全球化让所有人都被绑在了一条船上，于是像“复兴中国文化”这样的议题本身就会被“应对人类危机”这样的议题所解构或取代。人欲的泛滥，道德的滑坡，文明的衰落，科技的异化，人伦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恶化、战争的潜在……这一系列问题不独为中国所独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药方也不独为中国文化所垄断，而是应继承人类一切可以继承的经验和资源，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希望几百年后，当人工智能以光速在互联网中穿行的时候，胡适先生对于青年人的呼吁：“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你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还能在宇宙中回响，并存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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